她是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我说“闯入”的原因可能是我惊讶于她把一个大男人逼到无路可逃，然后无奈的腾出拿了很多东西的手，艰难的从内衣兜里掏出了钱。我明白了，是这个小女孩在乞讨。我拉回我漫无目的的目光，聚精会神的看了起来。
深冬的徐州一样的寒冷，但是挡不住游子回家的脚步。广场上人来人往甚是热闹，小女孩不慌不忙的盯着人流，看到目标马上贴上去，手举着一只一次性的塑料杯，上下移动做着作揖的动作。如果目标没有要给的意思，或者解释自己不方便的时候，小女孩是不会放弃的，完全一副“我吃定你”的样子，一直追赶着，或堵着去路让你无法脱身，这时大多数人往往就范。短短的几分钟，我发现小女孩的这种方法很奏效，成功率高达95%以上，而且这个女孩一定非常的聪明，懂很多人性心理学，比如她只找男同胞，对女性则是退避三舍的，我想这也是她高命中率的一个原因吧。
看到这里，我心里忽然就升起一股悲凉的感觉，这个年纪这个时候(元月13号)的她，应该在学校读书，可是，她却在这里乞讨“人生”，抛开一切外在的东西不说，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和羞耻感哪去了?没有这两样东西，那么她今后的人生道路靠什么支撑，靠什么融入社会?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羞耻感哪去了?我们带给我们的新生代的羞耻感又有多少呢?
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部分国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羞耻的能力。人们心中只有博弈的胜负而无义与不义之别。倘若开车闯红灯被摄像头拍到、行贿受贿露出了马脚、论文抄袭受到谴责，那么，很多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会将之归结为运气不好。于是，耻感文化不断地丧失自己的精神领地，日益走向衰微。
中国古代的耻感文化本有其信仰之维。儒家之所以要求人要有羞耻意识，是因为它预设了天道的规范性，认为人的羞耻感源于人的内省，源于对天道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获得了强化，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人和国家倘若行为不端，必受天地之警告、谴责、惩戒。
正因为虔信天可惩恶扬善，国人才会祈祷和忏悔。关汉卿笔下的窦娥，相信自己的冤情会感动青天，故而祈求天降异象，以证明自已的冤屈。显然，窦娥心中的天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正由于以天道为尺度，国人的内省才有了依据，耻感文化方能生成和延续。
在这个非常物质的时代，能做到坚持自己的人真的很少。无论用攀比也好，好胜心也罢，我们每天都在追逐着的东西离我们的心越来越远，到给自己的，只能是一些外在的世俗之声。我身边不乏一些为了所谓给孩子过一些好点的生活，不惜抛家弃子外出打工，或者拿无边无际干不完的活来换取金钱的朋友，90%以上的人在多年以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得到了金钱的回报，但是有陷入新一轮的烦恼当中，孩子一个个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在家。孰轻孰重读者自有论断。我在此想说的是，大多数人在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都有一些必经之路，比如，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这些都是不可简略的步骤，如果你刻意人为的省略一些东西，那么，在后面的时间里，你肯定要补上的，这是规律。有句话叫做，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只是时间和顺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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