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据重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地位的湖湘人士，对新疆屯垦戍边建设的组织领导，而产生的行政力成为关键性的主导力。
湖湘文化对于新疆屯垦戍边的直接影响，代表“行政力”的上层力量，源自于左宗棠、刘锦堂等晚清著名的湘军代表，发展于新疆革命导师刘先俊及新疆省主席张治中、警备司令陶峙岳等民国时期著名湘军代表，和革命初期毛泽民、邓力群等人，而全面融合和发展壮大于缔造新疆新政权及新疆现代屯垦戍边事业的王震、王恩茂等人民解放军代表。包括彭德怀、贺龙，甚至于毛泽东思想，都成为重大推动力，并发挥了突出的引导作用和地位。
新疆屯垦戍边虽然自古有之，但基本都是一代而终，此一时彼一时，用则实施，离则废止，很难形成固定、延续的屯垦戍边战略体系。谈论湖湘文化对新疆屯垦戍边战略的影响和发展，与国家在新疆区内的西北边界正式确立有着直接关联。同时，也与中央委派于新疆的主要行政人员的素养密不可分。委任的行政人员其素养直接决定了行政力的强弱及其影响力大小。
对新疆区国土的保护，以及其中屯垦戍边重要战略的实施，一是同世界各国实际意义的国家概念、疆域形成一致，晚清时期在新疆区内的国家疆域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二是在民国末年、解放初期是重要过渡期。三是和平解放新疆与迅速取得经营新疆的重要成果而奠定治理基础时期。而在于国家对新疆的强大的“行政力”体现上，晚清治疆、民国后期治疆和现代治疆三个阶段最为突出。恰恰上述三个时期中央委任的新疆行政机构主要人员皆为湘籍人士。湘籍人士深受湖湘文化影响和熏陶，并塑造出独特的“湖湘性格”，为之其中对治疆与屯垦戍边战略的影响与发展显而易见。
晚清时期的湘军代表左宗棠据理力争，与重臣李鸿章等雄辩海防与塞防之要领，博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以特有的“驮棺入疆”方式，率部入疆成功驱逐阿古柏与沙俄势力。左宗棠主张加强西部“塞防”，收复新疆。左公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慈禧太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当年5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876年4月，65岁高龄的左宗棠开始西征。一手驱逐阿古柏，一手反攻占领伊犁的俄军。他采取“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先北后南”的战略部署，首先收复乌鲁木齐这一全疆要津，再进军南疆和向西收复伊犁的基地。与此同时，左宗棠十分重视整饬吏治、发展生产，大胆提出了取消清政府原有驻军军府制度。次年收回伊犁时，已调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再次特地提交了一个《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遂裁折》。清政府于
左宗棠是个典型的军政管理奇才，深受湖湘文化影响，性情张扬，做事敢为人先。左宗棠针对全国和新疆局势，力主“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左宗棠收复新疆，避免了国土的流失。他在新疆大兴屯垦之风，使清廷戍边政策发扬光大，并惠及今人。比如说，他采取“听民自占”的措施，吸引各族农民耕种无主的耕地，并发放种籽、口粮个农具，帮助购置耕牛等办法，鼓励农民积极垦荒。针对新疆历来“按丁索赋，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则赋役反重”的弊病，提出了“地丁合一”的新赋税制度，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普通民众的负担，提高了各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支持恢复植桑养蚕事业，在收复新疆战争结束不久的1878年，从内地聘请60余名蚕工传技，帮助南疆农民栽植桑树，嫁接压条、养蚕煮茧、缫丝织绸，使南疆的蚕桑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所织锦缎质地优良，堪与内地媲美。他主张兵、农分治。兵专战，农任耕，各司其责。他认为这样的好处是“分别兵农，责兵以战，课农以耕，而后饷事可节，兵事可精也”，否则“且战之兵不能战，且耕之兵不暇耕”（《左文襄公全集.奏稿》）。他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大力倡导扶持民屯，招集流亡失地的农民领种无主之地，责令道、府、州、县各级长官兼管水利、屯田，在喀喇沙尔（今焉耆）组织当地民众兴修十道官渠，其中有一条渠道长30公里。在库车兴修长达50里的塞巴里柯渠，在巴楚兴修共长160里的四条渠道和两座水库，在和田垦荒近五万亩，巴里坤垦荒五万余亩。全疆各地屯垦基本得到了全面恢复。与此同时，在左宗棠的领导下，还实行裁军为民策略。他们将全疆原有6万余名官兵，整编为3万人左右，大批退役官兵就地落户，分给土地，参加民屯，既减轻了负担，又进一步加强了屯垦。左宗棠恢复和发展新疆屯垦，并提出兵农分治、裁军强农方略，既是现代兵团和新疆治理的典范，也是我国在新疆历史上的屯垦戍边战略的重要革新。左宗棠不仅重视收复新疆，和初期的新疆治理，包括全面启动屯垦戍边重要战略，关键是重视长期经营，改写以前历朝对新疆治理的“一代而终”局面，坚持把“屯垦戍边”作为治疆基本战略。他委托经他培养而成长起来同为湘籍的刘锦堂，后来把他的这一思想转化成了实际行动。刘锦棠是左宗棠的得力助手之一。
刘锦棠，湖南省湘乡县城江（今属山枣镇）人。他在新疆历史上的贡献，不仅是收复者，更是开发者与建设者。他担任新疆巡抚，加兵部尚书衔，督办新疆军务，统一指挥全疆各军，筹办边疆防务。他积极推行“屯垦戍边”战略。为了吸引更多的无地农民来新疆，加快新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恢复，他修改了以往的屯田办法，及时制定新的《新疆屯垦章程》，规定两名男丁为一户，给地六十亩，民屯初到时贷给八个月的口粮及三石种籽，借给73两银子作为置办农具、牛只和筑房等费用；头一年归还一半，第二年还清，第三年征收额定田赋的一半，第四年起征收全额田赋。他在安置难民、兴修水利、推广水稻种植及渔业养殖、兴修道路桥梁、清丈地亩并改革赋税制度、禁烟禁赌、植桑养蚕、发展商业贸易、改革币制、兴办义学、整军经武、改革官制与整顿吏治、改革人犯审判制度与军流安置办法等方面，均作出积极的努力。他这一系列改革，对于新疆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对于巩固西北边疆的安全，进一步加强新疆和内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从此以后，新疆以其独立的省级行政建置呈现在世人面前，它在西北边疆的重要地位也不可动摇地被确立下来。
刘锦堂还特别注重将治理新疆的经验以“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他代表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所推行的法律制度，既充分考虑了民族地区的特点，又顺利地推行了中央政府的政令法规，充分体现出民族政策的灵活性与宽容性。同时，对“屯垦”和“戍边”首次列入强制性制度中加以实施，这也是刘锦堂促进新疆屯垦戍边战略规范推进和管理中的里程碑式重要一环，其意义惠及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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