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眉县）过去，农村种玉米和麦子的时候，属于一种粗作务，劳动也好，肥料也好，其他各种投入也好，相对量小，环节少，节奏慢。现在，种植猕猴桃，属于一种细作务，投入大，环节多，节奏快。而且，过去经营模式是大而全，非专业化，什么都有，除了玉米和麦子，水稻，油菜，高粱，西瓜，土豆，养猪，养羊，养鸡等等；现在，经营模式是小而精，专业化，只种植猕猴桃，专门作务猕猴桃，把猕猴桃当做自己的孩子养，从头到尾体贴入微，即猕猴桃，饿了上肥料，渴了浇水，修剪，打叉，授粉，除草，松土等等，任何一个环节都不马虎。当然，现在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家家户户有农机。再者，过去有农闲，现在天天有活干，还干不完，除了雨天雪天。如果说农村的变化，还是数农民的心态变化最大，知道天道酬勤，勤劳致富，过好日子，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孝敬老人等等。教育方面，过去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就行了。现在，即便考不上公办大学，也要想办法去上个民办大学。而且，当下从小学到初中是免费义务教育。我看，高中阶段也应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其中，也有一部分农村孩子不读大学，直接进城打工去了。或者，学一门技术，就近工作。医疗方面，现在有了新农合，大病可以报销一部分，就是比例不高。养老方面，有新农保。但是，水平太低。扶贫方面，有低保，水平低不说，政策随意性很大，农村干部照顾关系户现象严重。土地问题，产权模糊，政府主导，干部把持，农民利益严重受损。如果农民在当地生活，就业，盖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还可以勉强应付。但是，如果进城成为居民或市民，那就很成问题，不仅仅是高房价，还有教育医疗养老，甚至日常开支，在农民没有财产性收入，在农民工工资收入相当有限，在政府之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严重不足的这些现实情况下，也是难以负担。所以，城镇化的事情好听不好做。在农村，住房的话，一平方米就是1500元左右，进县城就是3000元以上每平方，进城市就是5000元以上每平方。就是日常开支，城市也是农村的好多倍。再加上，医疗教育养老的城市水平，一个农民工家庭，如果没有足够的前期积累，在城市很难立足。况且，就业的问题，大学毕业生都忧心如焚，何况农民工呢？现在，我们知道一年进城的青年农民工是千万之众，但是在城市只是暂时打工而最终从城市退出的农民工是多少，貌似还不清楚。毕竟，进城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最终以整个家庭能够成功立足的还只是一部分，而相当大的一部分又返回到农村，种地生活。刚过去的三十年，是短缺经济，是企业家取得利润以快速积累的黄金时代。而且，这个黄金时代，劳动力无限供给，工资非常低，经济增长相当快，改革开放突飞猛进。但是，未来三十年，不一样了，是过剩经济，是劳动者的福利持续向好的黄金时代。而且，在这个黄金时代，劳动力已经跨越刘易斯拐点，工资不断上涨，经济增长趋缓变慢，改革开放徘徊不前。什么是新常态？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必须告别过去那种带有剥削性质的低工资，不断给劳动者涨工资，以合理回报劳动者，才能缓解产能过剩，远离通货紧缩，迎来持续的中速增长。试想，在国际经济低落并且不确定性增加的大背景下，在国内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的现实情况下，工资如果涨不上来，那么消费就起不来，随之投资也就疲软，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经济自然就没有活力了，这样的话，至少两个翻番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先生在《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危险在哪》一文中指出，两亿新城镇居民没有享受基本社保和福利，农村养老保险一月只有几十元，收入越低的人享受医保越少，怎么叫过度福利化？我们和西方国家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问题。要改变这种局面，关键在于改善政府支出。现在政府收入占了GDP的三分之一，包括财政收入、卖地收入等。这些钱怎么用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政府投资过多，财政预算一年2万多亿元直接用于投资，卖地收入一年几万亿，扣除征地拆迁补偿后大部分用于投资。另一个问题是行政支出和三公消费过多。根据财政部数据计算，政府行政支出约占财政支出的1/4，比发达国家比例高十几个百分点。去年12月份全国政府支出2万多亿元，是正常月份的两倍，说明年底突击花钱的陋习未变。政府养人太多，自身消费和浪费太多，而全社会基本社保和公共福利还有很大空缺。财政支出需要转型，把投资职能更多交给市场。政府只担负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把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和自身支出压下去，把公共资源流失的漏洞堵住，把更多的资源用在公共福利和社保上，才能改善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也才能改变结构失衡，解决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称，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是土地制度，现在的农村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农村集体拥有土地，土地表面上看是农民的唐僧肉，结果谁都想吃，地产商和地方政府想吃，上级政府想吃，但是主人——农民吃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同意郑永年的意见，他谈到，旧型的城镇化造成了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土地产权制度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旧型城镇化整个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这些年来，大概从这个差价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计，最低的估计30万亿。以农业用地价格征收，以建设用地价格出让，一进一出差价悬殊，获利丰厚。我苗实认为，城镇化是一个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化推进所衍生出来的经济社会现象，它是一个逐步扩展和持续集聚的长期而渐进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与此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简而言之，它是指人口和产业向城镇聚集，城镇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当然，城镇化的实质就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即经济社会空间的综合性升级。从经济结构变迁看，城镇化过程就是在农业活动精细化和机械化经营管理实现之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活动转移，进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从社会结构变迁看，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逐步转变为城镇人口以及城镇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农村扩散的过程，即随着城镇化的拓展，农村人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出现深刻变化。从空间结构变迁看，城镇化就是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向城镇地区聚集以及聚集后的再分散过程，即通过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在城市集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效率得以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各种产品和服务流向广大农村。因此，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既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和缩小城乡差别以及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途径。用一句话来讲，积极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丰富城乡居民生活文化内涵，改善城乡人居环境，逐步缓解并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窘境。

        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城镇化改革的动力虽然取决于公众和社会，但是重点在于政府。过去延缓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障碍，主要来自政府。政府得自己改革自己，在面对市场化需求时，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过去30多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高速度的城镇化进程。2000-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从36.3%提高到53.7%，年均提高了1.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4.8亿增长到7.3亿，期间城镇人口增长了2.5亿，平均每年约有2千万农村人口进城。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从两位数下降到目前的7%-8%之间，但是城镇化速度减缓的幅度还不十分明显。即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6%左右，每年城镇化率仍可维持在一个百分点的增长，也就是说仍会有1600万人以上的农民进城。这将是巨大的内需潜力。快速城镇化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五方面问题。第一、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导致进城农民和城镇间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城镇化质量问题突出。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生，本起因于限制城乡人口的流动，减少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福利供给不均衡对城市带来巨大的压力。但是经济增长和资源的流向，使得公共福利供给水平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使他们无法享受到与城镇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也限制了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农村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虽然统计上的城镇化率2013年为53.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其间有17.3个百分点的差距，涉及到2.5亿农民工在城里就业，但因没有户口，享受不到公共服务。同时还有7500多万城镇间流动人口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加上未来20年还要增长2亿多的农村进城务工就业的人口，总的外来人口数量可达到5亿多。这么多人处于“漂”的状态，不仅仅影响到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难以实现，启动内需的目标也会成为一纸空谈。第二、城乡用地不集约，征地模式不可持续。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不同，中国实行的是两种土地公有制，城镇土地国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两种土地在进入城镇开发进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农村集体土地只有被低价征用为国有用地后，才能进入城镇开发领域，集体土地所有者拿到的只是一定的补偿。由于30年的城镇化高速增长，农村土地参与城市开发具有巨大的升值潜力，但这种升值所带来的利益，基本上成为了城市的第二财政和企业家的利润。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对农民的补偿不合理，拆迁遗留问题严重等。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则是，依赖于土地低成本征用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基础设施资金的贡献可能提供的将会是“负能量”。征地成本增加只是政府面临的问题之一，工业用地成本的补偿和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基本是靠卖地搞房地产来实现。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在沿用这种发展模式，而造成了城市空间的过度扩张，进而继续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成本，不得不严重地依赖于持续的房地产扩张。发展到一定程度，依赖于房地产发展的资金来源就会枯竭，毕竟大多数城市行政辖区内的房地产购买力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政府把未来多年的土地出让‘预期’都变成了融资担保。纵观各种金融担保形式，最终担保抵押的仍然是土地。目前许多城市经营的主要模式：招商引资、土地出让进行补偿，利用土地出让金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开发房地产解决资金短缺，城市建设空间范围迅速扩张，每一任政府都在把这种模式放大。空间上的扩张，带来城镇化的成本越来越高，因为城市的空间摊得越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就越巨大，服务业发展也会受限制。城市摊得太大，政府治理的成本就越高，还得继续招商引资，支撑行政运转，也还得继续卖地开发房地产。于是财政进一步依赖土地，周而复始，恶性循环。然而，当房地产开发走到尽头，政府的债务危机必然出现。而房地产业下滑，又反制了经济的增长。第三、城市治理和管理水平不高。城市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与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有关。但城市政府的支出行为没有制度的约束，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短期行为对城市资源配置带来的后果仍然是十分严重。各种形式的大拆大建，各种面子工程充斥在城市建设中，各种好大喜功的新区盲目上马，各种短期行为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配置不合理的严重后患。第四、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的经验，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服务业将会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但是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3.7%，可是服务业占比重才46%，和工业之比是1：1.25，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6个百分点。未来我国还有接近2亿多农村人口进城，城市就业形势也十分严峻。而随着资本和技术投入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将会日益现象，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会大大降低，因此未来整个中国就业的主要渠道应该是服务业。城市的发展也需要工业远离城市，城市的高度要素的聚集，也有利于服务业提高规模效益。可是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工业仍占绝对比重，而且地方制定的发展战略，仍然强调工业的一家独大。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既有发展模式的原因，也有观念上认识不足，同时也存在着制度上的约束。第五、城市的等级化管理决定了公共资源的分配流向，资源配置效率太低。中国的城市既管理城市主城区，同时也管辖下辖的城镇，还包括管理辖区所有的农村。中央管理的一些重要的资源是按照行政层级向下分配的，例如每年城镇建设用地分配的指标，隐含着巨大的土地出让利益，往往被截留到高等级的城市，如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另一方面，在省以下，城市之间财政分配关系也严重的不平等，低等级的城市还要按照规矩，向上级城市缴纳自己创造的大量财政收入。而行政管理的审批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上下级城市之间资源的流向。由于行政体制导致的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城市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逐渐在拉大。行政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资源的浪费。由于决策体制和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没有约束，城市的管理者权力过大，行政手段调动的资源来的太容易，花的也就越痛快。近些年提出的经营城市的理念，实际上是卖地满足对资源支配权力的欲望，导致城市成本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