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是一位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学老师，但他却花了许多时间、精力去做给中小学生讲课。他认为，我们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存在着不少问题。关于什么才是好的语文教材，他所践行的回到四书五经的传统经典未必是最好的路径，但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这是他一次讲座的实录，转载自解放日报。

　　教育的目的，是要让本民族的文化得到传承，这就要把本民族的文化经典作为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教育资源。“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不与经典结缘，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说西方国民教育是两堂：学堂和教堂；那么，中国古代的国民教育则是三堂：学堂、祠堂和中堂。每个村落都有学堂，每个家族都有祠堂，每个家庭都有中堂。学堂里有圣贤，祠堂里有祖宗，中堂里敬奉天地亲师。

　　“西瓜大，芝麻小”这还用教吗

　　我虽然在大学里教书，可是对中学教育还是比较熟悉的。

　　原先我在青海师范大学当老师，就是培养中小学语文老师的。我又曾给高考复读辅导班上过课，也给小学二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上过传统文化经典课程。

　　给学生讲《论语》，一本《论语》从头讲到尾，一轮下来，花一年半时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讲了三轮。

　　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学老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去做给中小学生讲课的事？因为我感觉，现在我们中小学的语文教育，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我一直在思考，基础教育和文化经典之间是种什么关系。

　　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们的语文教材里有多少传统文化经典？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文化中有儒释道三家，教材里有没有一篇完整介绍中国儒家的？

　　有没有一篇完整介绍中国佛家的？有没有一篇完整介绍中国道家的？没有。甚至像孔子这样代表中国文化的人物，在中小学教材里，都没有稍微像样的介绍。而进入大学后，大家都学各自的专业去了，就更不能指望了。

　　教育的目的，是要让本民族的文化得到传承，这就要把本民族的文化经典作为教育的一个最重要、最宝贵的资源。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都这么做，让学生对本民族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和认同。认知，就是了解；认同，就是从感情上、理性上认可。可是我们现在做得并不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教育的现实。

　　一次，我在山西给中小学老师讲座，翻看小学语文教材时，发现里面有一篇课文，讲的是“猴子尾巴长，兔子尾巴短，松鼠的尾巴像把伞”，课文后面还要求背诵并默写。

　　我问老师，学生背诵它有什么意义吗？这能够成为知识的积累吗？

　　我再翻开第二篇课文，里头说，“西瓜大，芝麻小”，我笑了，这还用拿到教材里教吗？这是给普通孩子编的教材，还是给特殊学校的孩子编的？

　　深圳有一个教育论坛，每年都会安排一些语文老师去讲公开课。有一次，他们邀请了一位老师在上面讲课，上的什么课呢？小学二年级的一篇课文，唐朝诗人骆宾王7岁时的作品《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就是这4句诗，这位老师讲了整整50分钟。

　　课上得怎么样呢？客观地讲，这位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老师，课是非常精彩的课，但是，我听完之后的感受是，这样一首唐朝7岁小孩写的诗，让两千多年以后的孩子花50分钟来听，有必要吗？这是儿歌啊，这样的诗不需要进入小学课本，即使进入小学课本，讲5分钟就足够了，因为里面并没有多少值得积累的价值。

　　这还好，多少还算是唐朝一个大师级诗人童年时的作品。今天，在我们的小学教材里，还有一些不知从哪里来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比如，“小明要上学了，在路上看到一只蝴蝶，他就抓蝴蝶去了，小刚告诉小明别抓蝴蝶了，上学去吧，于是小明和小刚高高兴兴上学去了”，后面还要求背诵并默写课文。这种内容，背它干什么呢？

　　不会做题没关系 不会做人不行

　　中国的传统教育，基本形式是私塾，基本内容是读经。读什么经？四书五经。

　　中国古代乡村教育的成本非常低，几乎不需要国家的资助，国家只管考试就行了。

　　中国历代大学者、大文学家，几乎都是从乡村教育中、私塾里培养出来的。近代如鲁迅、梁漱溟、陈寅恪、胡适、钱穆等人，都是从乡村低成本的私塾里开始接受教育的。

　　鲁迅那篇著名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三味书屋就是鲁迅在家乡绍兴12岁到17岁求学的地方。一间三十几平方米的屋子，老秀才寿镜吾在那里坐馆教书，一教就教了60年。

　　那不是国家办的学校，孩子们一开始读的可能就是一本线装的《论语》，老先生也没有那么多的教学方法，什么愉快教育、激励教育，他都不懂，但他懂得两个字：教书。

　　教书者，教人读书也。读书者，读经典也。教书，他只做一件事情，断句。以前的《论语》没有标点，他给断句，断完句让孩子读，读完了背，背完一段再断句，再读，再背。这样教书，教出来了什么？三味书屋教出来了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