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建筑风水学的基本思想
众多考古资料证明,重视人的居住环境,这是中国本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早在六、七千年前的中华先民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选择与认识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仰韶文化时期聚落的选址已有了很明显的“环境选择”的倾向,其表现主要有:(1)靠近水源,不仅便于生活取水,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2)位于河流交汇处,交通便利。(3)处于河流阶地上,不仅有肥沃的耕作土壤,而且能避免受洪水侵袭。(4)如在山坡时,一般处向阳坡。如半坡遗址即为依山傍水、两水交汇环抱的典型的上吉风水格局。颇具启发意思的是,这些村落多被现代村落或城镇所迭压,如河南洪水沿岸某一段范围内,在15个现代村落中就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甘肃渭河沿岸70公里的范围内,就发现了69处遗址。可见,远古时代的人们对聚落选址因素的考虑很是讲究,这个古老的传统根深蒂固地遗留在后人的脑海中,并具体显现在许多现代城市、村镇的选址与建设中。从上古文化遗址情况中还可判断,人们聚居的地区,已出现了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如半坡遗址中,墓地被安排在居民区之外,居民区与墓葬区的有意识分离,成为后来区分阴宅、阳宅的前兆。新石器时代原始居住形式的不断改进,反映了人们随环境而变化的适应能力,对原始聚落的位置选择,也体现了远古先民对居住环境的质量有了较高的认识水平。总之,人们在观察环境的同时,开始了能动地选择环境。
从殷商之际的宫室遗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河流与居住环境之关系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今河南安阳西北两公里的小屯村,是殷商王朝的首都。这里洹水自西北折而向南,又转而向东流去。就在这条河流的两岸,其南岸河湾处的小屯村一带,是商朝宫室的所在地;宫室的西、南、东南以及洹河以东的大片地段,则是平民及中小贵族的居住地、作坊和墓地等;其北岸的侯家村、武官村一带则为商王和贵族的陵墓区。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宫室区、民居区还是生产区、陵墓区,它们都是位于河水曲折怀抱之处,这充分证明了后世风水学中追求“曲则贵吉”理念源远流长。正如《博山篇·论水》中所说:“洋潮汪汪,水格之富。弯环曲折,水格之贵。”蒋平阶《水龙经》亦曰:“自然水法君须记,无非屈曲有情意,来不欲冲去不直,横须绕抱及弯环。”“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来朝,荣华富绕。”总之,对水流的要求是要“弯环绕抱”,讲究“曲则有情”,因为“河水之弯曲乃龙气之聚会也。”(《阳宅撮要》)
再则,风水学中以河曲之内为吉地,河曲外侧为凶地。《堪舆泄秘》曰:“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水龙经》亦认为,凡“反飞水”、“反跳水”、“重反水”、“反弓水”一类的地形均为凶地,不利于生养居住。所谓“欲水之有情,喜其回环朝穴。水乃龙之接脉,忌乎冲射反弓。”显然,这是古代先民在对河流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城乡建筑之关系作了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与现代河流地貌关于河曲的变化规律是相吻合的。换而言之,古代建筑风水学中所总结的“水抱有情为吉”的观点,就是根源于此种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其次,风水学强调城市与建筑的“面南朝阳”,这即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又有着非常合理的科学依据。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与《周易》之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周易·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后世人谓帝王统治国家的方略为“南面之术”,即源于此。此外,中国的天文星图是以面南而立仰天象而绘制的,地图是以面南而立用俯视地理方法绘制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方位观念也很独特:前南后北,左东右西,而与今天人们普遍使用的源自西方的方位观念(上南下北)恰好相反。这种“面南朝阳”思想的产生,又是由它特定的环境特点决定的。因中国处在北半球中,阳光大多数时间都是从南面照射过来,人们的生活、生产是以直接获得阳光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人们采光的朝向必然是南向的。再者,面南而居的选择亦与季节风向有关。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冬季盛行的是寒冷的偏北风,而夏季盛行的是暖湿的偏南风,这就决定了中国风水的环境模式的基本格局应当是坐北朝南,其西、北、东三面多有环山,以抵挡寒冷的冬季风,南面略显开阔,以迎纳暖湿的夏季风。
由于是“面南而居”,风水学中往往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表示方位。如《葬书》说:“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阳宅十书》曰:“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汗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于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成为风水中推崇的四个方位神的名称。但风水中何时开始使用这四种动物作为方位神,一时无从稽考。不过,在河南淄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O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墓葬中,有着一幅图案清晰的用蚌壳砌塑而成的“青龙”、“白虎”图形,分别位居埋葬者两侧。如果墓葬中的“青龙”、“白虎”图形也有着指方位的作用,那么后世风水著作中关于“青龙婉蜒,白虎蹲踞”的思想就可追溯到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其实在上古时代,人们已有了较明确的方位神的观念。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说:“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此四个方位神的名字又代表四个天神的名字,构成南北东西四个天象。故《淮南子·天文训》曰:“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为四方之神,后为道教所尊奉,以致在中国文化中影响广泛。
青龙、白虎等四神作为方位神灵,各司某职护卫着城市、乡镇、民宅,凡符合以下要求者即可称之为“四神地”或“四灵地”。其条件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即玄武方向的山峰垂头下顾,朱雀方向的山脉要来朝歌舞,左之青龙的山势要起伏连绵,右之白虎的山形要卧俯柔顺,这样的环境就是“风水宝地”。
风水宝地的构成,不仅要求“四象毕备”,并且还要讲究来龙、案砂、明堂、水口、立向等。《阳宅十书》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富,最为切要。”“阳宅来龙原无异,居处须用宽平势。明堂须当容万马……或从山居或平原。前后有水环抱贵,左右有路亦如然。”“更须水口收拾紧,不宜太迫成小器。星辰近案明堂宽,案近明堂非窄势。此言住基大局面,别有奇特分等第。”这是一种从大环境而言的风水宝地模式:即要求北面有绵延不绝的群山峻岭,南方有远近呼应的低山小丘,左右两侧则护山环抱,重重护卫,中向部分堂局分明,地势宽敞,且有屈曲流水环抱,这样就是一个理想的风水宝地。正如佛隐《风水讲义》中所说:“靠山起伏,高低错落,曲曲如活,中心出脉,穴位突起,龙砂虎砂,重重环抱,外山外水,层层护卫的发福发贵之地。”
从现代城市建设的角度上看,也需要考虑整个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系统。每一地域都有它特定的岩性、构造、气候、土质、植被及水文状况。只有当该区域各种综合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协调、彼此补益时,才会使整个环境内的“气”顺畅活泼,充满生机活力,从而造就理想的“风水宝地”――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于中国常见的背山面水的城市、村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典型环境。其科学的价值是:背后的靠山,有利于抵挡冬季北来的寒风;面朝流水,即能接纳夏日南来的凉风,又能享有灌溉、舟楫、养殖之利;朝阳之势,便于得到良好的日照;缓坡阶地,则可避免淹涝之灾;周围植被郁郁,即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能调节小气候,获得一些薪柴。这些不同特征的环境因素综合在一起,便造就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环境。这个富有生态意象、充满生机活力的城市或村镇,也就是古代建筑风学中始终追求的风水宝地。
二 古代风水学对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的启示
在古代风水学中,经常把大地比作人体来考虑各种因素,对此风水中有一句话叫作“相地如相人”。如《玄女青囊海角经》曰“支龙形势,如人之状,然其身一动,则手足自应;将主一出,则群兵必随。”“本身之龙要长远,身体必要端正为上,手足必以相合为佳,长幼必以逊顺为贵,主宾必以迎接为奇。”在这种人、地类同思想的基础上,风水中常据人体的结构将龙脉之真穴分为三种穴,一在头部,二在脐眼,三在阴部,其具体位置是:“上聚之穴,如孩儿头,孩子初生囱门未满,微有窝者,即山顶穴也;中聚之穴,如人之脐,两手即龙虎也;下聚之穴,如人之阴囊,两足即龙虎也。”(清孟浩《雪心赋正解》)在清《六圃沈新先生地学》中即收有一幅以人体之“窍”为原型的风水穴位图,最能形象逼真地体现这种人、地同类的理念。
由于古代风水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与元气说之上的,所以自然而然的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作为融贯整个风水学的灵魂。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发现太阳、月亮及28星宿及金木水土火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以及它们同地球昼夜节令变化和灾情间的关系。在古人看来,天地的运动直接与人的生长相关。《履园丛话》说:“人身似一小天地,阴阳五行,四时八节,一身之中皆能运用,”天地是个大宇宙,人身是个小宇宙,人体与宇宙同构。天地分为阴阳,人体亦分阴阳。天地有五星五岳,人体亦有五官、五脏。天分成十天干,表示地球绕太阳转一圈,人亦对应有十指。地分为十二地支,表示一年月亮绕地球十二圈,人亦对应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十二皮部……人的整个经络系统随着时间的先后,年、月、日、时辰,周期性地气血流汪,盛衰开合,人应时辰月令,这一切都暗示着我们,人类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凝聚着整个宇宙的生命,人体完全是与宇宙相合的,人体之气与宇宙之气以交流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与初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元气在宇宙天地间回荡,气在人体中聚合,人实际上被视为自然生态链的一环,与大自然相比,人是渺小的。人生存中的任何活动要吻合于自然,要取得与天地自然的合谐相处。因此,要避免在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气息与环境中生活,人的建筑活动就要利于自然的合谐。风水说中用气来解释自然环境,在人与天地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只要按照气的运动变化规律,也就是按照自然的秩序,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合谐,就会获得平安与快乐,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风水选址的基本意义就是为人类寻找适当的居地。而藏着天地间生气之地域,即为人类生长繁衍的理想居地。概括地说,风水理论的一切具体措施也就是围绕如何寻生气之凝聚点,如何迎气、纳气、聚气,通过对宇宙天地之气的迎合、引导和顺应,使人体之气与之产生合谐,从而有助于改善居住环境,保证人类的身心健康及后世的昌盛。从这种意上看,风水可以说正是使宇宙之气与人体之气和合的艺术
风水最重理想环境的选择,而风水的理想环境主要由山和水构成,其中尤以水为生气之源。《水龙经》中说:“穴虽在山,祸福在水。”“夫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皆血脉之贯通也。”因为石为山之骨,水为山之血脉。山以水为血脉,本身就是有机的。《黄帝宅经》的观点更为明确:“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这里明显地把宅舍作为大地有机体的一部分,强调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这是风水关于建筑思想的主旨。亦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底蕴,如《管子·水地篇》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王充《论衡·书虚》说:“天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血脉流动,泛扬动静。”
中国古代建筑受风水影响最大的就是追求一个适宜的大地气场,即对人的生长发育最为有利的外环境。这个环境要山青水绣,风调雨顺。因为有山便有“骨”,有水便能“活”,山水相匹,相得益彰。所以,几乎所有风水环境均讲究山水相配,并按照一定的风水空间结构进行组合。为什幺许多风水地能成为人们修心养性、休养生息的理想场所呢?原因在于其山水组合合理,能给人一种幽雅舒适旷神怕的感觉。从这种意义上讲,“地灵人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难怪乎人们会孜孜以求地追求合理组合的山水环境。
人类社会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之后,开始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果作总结和反思,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据弃自然、毁坏自然,将人与自然本应和谐的关系推向了反面,并尝到了由此而带来的种种“恶果”,如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缺乏自然情调等等。然而,人毕竟是人,有主观能动性,能自我调控自己,世界各国围绕“人与环境”这一命题采取了种种对策。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城市美化运动”,英国出现了“田园城市”的思潮,所有的这一切都反映了人们要求与环境和谐、重归大自然的愿望。“田园城市”一度付诸实践,其思想启迪了不少城市规划学家,大多新的城市设计方案就是从这里受益的。中国在50年代提出“城乡园林化、绿化”的对策之后,又于1993年2月召开了中国“山水域市讨论会”,钱学森先生指出,21世纪的中国城市应该是集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为一体的“山水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镐先生指出:“中国城市把山水作为城市构图要素,山、水与城市浑然一体,蔚为特色,形成这些特点的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并与重视山水构图和城市选址布局的‘风水说’等理论有关。”吴先生独具慧眼,认识到了风水说在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和山水构图中的重要作用;也启示我们,风水说关于山水空间的有效组合,一定能在“山水城市”的规划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