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今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未来十年定调，成为投向市场的最大一颗石子。

改革是最大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摸着石头过河，最大限制地激发出中国市场活力，即将在十一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普遍认为是改革的深入，人们希望此次全会能够展现改革的勇气与智慧，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市场效率不足、利益分配不公、权贵与暴民共存的现象。

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大收权下的大改革之路。权力将一步集中，以寻求庞大之国的改革支撑力。

迹象背后的逻辑异常清晰。“两杆子”被牢牢掌握，因为技术手段突破封锁线的网络舆论，受到较为严厉的管制。

地方政府的权力也有可能被大幅削弱，9月4日，《财经》杂志发表《改革再出发》一文，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开始，地方政府权限逐步扩大，地方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严重，‘诸侯经济’越来越严重”，让地方政府回归原位，斩断插入市场、经营土地、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之手，厘清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是改革重点。

分税制将得到改进，《财经》文章指出，据悉，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就完善财税体系出台重要政策。上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财力偏弱状况得到改善，但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走上出售土地经营城市之路。时至今日，已成地方收入主流管道。

地方政府的权力不会因税收改革得到上升，目前进行的税收改革的重头大戏“营改增”，即将原属地方的营业税转为由国税局征收的增值税，增值税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分享。但增值税主要是装在国税篮中，减少部分的税收由地方政府自行承担消化，物流等个别行业增加的税收由地方政府进行补贴。从已经试点的地区看，营改增后地方税收收入只会下降不会上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只有两个办法摆脱困境，或者，更多地更高价格地出售土地;或者，减少地方政府的福利保障负担与运作成本。

后者似乎成为改革重点。

越来越多的猜测包括，中央政府接管部分地方政府的支出职能，比如社会保障、部分医疗保健支出、司法、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方面;允许地方政府正式发行地方债，以取代目前风险难测、暧昧不清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审计署深入到乡镇一级的地方债务审计将近尾声，收拾旧债之后以新的、更加透明的办法发行地方债，出售某些资产偿债，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精简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将中央、省、地、县、乡镇五级政府转为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减少地方政府干预市场，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地方政府的运作成本。

如果这些猜测大致属实，则指向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央政府，弱小、只负责基础社会运转的地方政府，这是对目前体制的破坏性颠覆，也预示着，为了强力推进改革，中国走上了与美国等国家的联邦财政体制根本不同的道路，前所未有的强大的中央权力，与改革决心结合在一起。这一体制的好处是，如果改革方向正确将事半功倍，如韩国上世纪5、60年代的改革，成为韩国现代化崛起的根基;这一体制的坏处是，如果改革方向失误，风险将不可逆，全民族很有可能失去未来几十年。考虑到日本、巴西等国的先例，这样的沉沦期并不算久。

改革迫在眉睫。在摩根大通关于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历数了改革派的重要位置：周小川（央行行长）、楼继伟（财政部部长）和刘鹤（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其中，刘鹤实际上相当于11月会议报告起草小组的秘书长，因而在影响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政策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一些改革已经在实行过程中。

9月底挂牌的上海自贸区，从理论上推出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在政府管制经济体中从未得到真正推进，法无禁止即为可行，在上海自贸区，部分审批制退出了经济舞台。这是继今年年初以来，政府削减行政审批制度的延续，5月，国务院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6月，国家发改委取消和下放了26项行政审批事项。即使如此，在金融、船舶运输等领域，未能撼动审批制。

金融改革如箭在弦，可见的改革包括设立民营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离岸金融更加便利等。但这些改革的风险、对国有低效企业的影响，将是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其他土地、户籍等改革，只能在小范围内顺势而为。

此次改革如走钢丝，在紧平衡状态下，有时细微的变量，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下述问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如土地价格是否会下行将影响地方债能否顺利清偿，如房产税是否会压低地价，如传说中的遗产税是否会煽动移民潮，国有企业的资产如何定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