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没有什么比明星CEO的增多更具破坏性。实质上，我们现在普遍认为能够使企业脱胎换骨的那些领导素质都是不正确的。”这是《追求卓越》的作者吉姆·科林斯对明星企业家的批判。 　　三九集团的赵新先无疑就是这样一个“成也一人，败也一人”的明星企业家。吴晓波在即将出版的新书《大败局2》中，将用企业史的笔法，再度剖析中国知名企业的失败案例。这是《大败局》一书之后，时隔数年，对中国企业发展的再次全面检讨，以示警惕！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公司，都有那么的幸运，可以站在一个行业的高地上向“全球第一”的目标发动冲锋。在那些有可能的行业里，中药应该是最被寄予厚望的一个，它发源于中国，并在这里有深厚的学科基础、消费市场及民众认同。 　　赵新先的三九集团是中国中药企业中惟一一个把产值做到将近100亿元的企业。它曾经构筑一个令人生畏的企业集群，它的产品曾经风靡全国，它拥有三家上市公司，它在连锁药店、健康网站、中医医疗设备等领域的扩张业绩无人可及。 　　当它的冲锋最终疲软下来的时候，似乎也意味着，一场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世纪决战悄然落幕，在未来的市场上，中药可能连一次势均力敌的失败机会都已经难求了。 　　“一个人机制”的确立 　　1985年8月7日，深圳城郊的笔架山上，茅草丛生，满目荒芜，这里刚刚进驻一支由军人组成的创业团队——43岁的赵新先，跟着他创业的有6名医院的员工、8个聘用的工人。 　　赵新先当时的身份是广州第一军医大学下属南方医院的药局主任，他受命到笔架山上创办南方药厂。这支由军人组成的小团队自然有超人的激情，他们用7天时间就安装了别人要花1个半月才能装上去的粉碎机，在20天里打出一口日抽量1200吨水的机井，在3个月里铲平了15万土方的山坡，造好了两个标准化车间。 　　当然，赵新先他们的激情也不仅仅表现在修建厂房上，他敢冒着违反财经纪律的危险，擅自把盖职工用房的钱全部拿去添置新设备，成功地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药自动化生产线，并将手中治疗胃药的中药配方开发成一个纯中药复方冲剂——“三九胃泰”。 　　赵新先搞起营销来也别出心裁。他不像别的厂家那样扛着产品四处推销，而是穿上整洁威严的军服，到各大中心城市去开“学术报告会”。在商界和公众心目上，军队和军方医院的信誉一向很好，赵新先自是占了信用和权威上的先机。办厂第一年，南方药厂就拿下1100万元的销售收入。 　　在广告营销上，赵新先有两个发明。第一是他在中国率先打出了出租车顶箱广告。1988年，他在广州市400多辆出租车上安装了“胃药之王，三九胃泰”的顶箱广告，传播效应出奇的好。第二，他还是明星广告的首倡者。他说服著名的老电影艺术家李默然为产品做广告：“干我们这一行的，生活没有规律，常患胃病……三九胃泰是治胃病的良药。制造假胃药，是不道德的行为，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这则半功能、半公益的明星广告一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顿时就引起轰动和争议，三九胃泰的名气越炒越大。 　　到1988年底，南方药厂的产值就达到了18亿元，实现利税4亿元，居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第82位，成为当时国内知名度最高、盈利性最好的中药企业，而当时，与三九几乎同时创建的海尔、联想、万科等公司的销售额无一超过10亿元，华为、娃哈哈才创业不到一周年。1989年前后，赵新先一口气推出壮骨关节丸、正天丸、皮炎平等系列中药产品，它们的销量都在一年内就分别超过了1亿元。南方药厂在中药开发和市场运作上的能力已睨视国内，无人可以撼动。某种意义上，在整个80年代，这是最成功的市场化企业之一。 　　南方药厂的快速崛起，使赵新先成为中国企业界一颗耀眼的新星。1989年4月，解放军总后勤部向全军作出了《关于向赵新先同志学习的决定》。如果说赵新先的经营才略让人惊叹的话，那么，他以强人姿态所形成的“三九机制”则在当年更有轰动性。 　　就跟很多中国企业一样，企业家在草创期间起到了第一要素的作用，他个人的能力及魅力成为企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在南方药厂奇迹般的崛起中，赵新先的才干无疑是最具决定性的，渐渐地他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不可替代的绝对权威。1991年10月，解放军总后勤部买下南方药厂，更名为三九集团。解放军总后勤部对三九的管理实行的是最为宽松的法人代表个人负责制，其做法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给赵新先充分放权，在组建企业集团的文件中明文确定只管赵新先一人，由他对企业全部资产的增值和安全负有全权和责任。在三九集团内，赵新先是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下面不设副总经理，集团总部只设党务部、财务部和人事部三个机构，甚至连总裁办公室都没有，赵新先之下设五个秘书，分别处理相关具体事务。赵新先将这种管理设置，得意地称之为“一人机制”。 　　三九的管理模式，在当时国内的所有国营企业中绝无仅有，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它突破了僵化的国营体制对企业的束缚，带来的结果是真正的政企分开，从而解决了国有企业十多年来始终难解的老大难问题。这是所有国营企业家们梦寐以求的制度设计，许多年来，他们受困于体制，如“笼中之狮”。而赵新先凭此硬是让自己合理合法地挣脱在束缚之外，使企业的成长始终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三九集团一方面享受国营企业的种种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又靠“三九机制”而保持自由成长的空间， 　　客观地说，一直到赵新先退休的那一刻前，他一直牢牢地掌控着这家国有企业。在其后的十多年里，三九的故事如过山车般的跌宕刺激，而其得失成败也可谓“成也一人，败也一人”。 　　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三九因产品之卓越、机制之先进而无敌天下。三九胃泰实在是一个太优秀和赚钱的产品，在后来的二十年里，它几乎没有太多的创新换代，每年就可以给三九带来10亿元的销售额和上亿元的利润，在胃药市场上，没有出现过一个比它更成功的产品。“一个过于优秀的产品，常常给了企业家更多犯错误的机会。”这是所有商业规律中最让人唏嘘的一条。 　　第一次扩张：“下山摘桃子去” 　　南方药厂归属解放军总后勤部之后，总后勤部先后三次将71家军队企业划归三九集团管理，这些企业分属旅游、农业、汽车、食品、酒业、房地产等多个行业，均与医药业无关。由此，三九集团搭建了一个多元化的成长平台。 　　对三九来说，这些企业好比是一堆“免费的果子”，看上去琳琅满目，吃下去却非常难咽。它们大多是70年代末期部队为了弥补军费不足而搞生产经营的产物，工业基础差，人员老化，关系复杂，经营思路狭窄。不过，赵新先对此则显得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是三九集团迅速做大的天赐良机，他打比喻说，“这就好比部队的一次大扩编，尽管收编的是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但毕竟人多了枪多了，我们靠三九机制完全可以把它们改造好。”后来的事实证明，赵新先对机制的积极效应过于乐观，三九为了维持一些企业的正常运作，每年必须投入上亿元的资金。 　　1996年，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最艰难的时刻，很多地方的财政已经无力支撑沉重的包袱，于是“国退民进”成了现实的策略，各地政府纷纷推出老企业改组和嫁接的新政策。正在扩张兴头上的赵新先看到了这一趋势，他在高层会上说，“社会上这么多资产闲置，是三九下山摘桃子的大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很快，三九拟定了大规模收购兼并的战略。 　　三九的第一次“下山摘桃子”就是非常的成功。四川的雅安制药厂是国内生产中药针剂最早的厂家之一，到1995年底，这家老牌国营企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全年产值只有1000多万元，利润仅2万元。赵新先在一次出差中发现了这家企业，当即拍板投资1700万元予以收购，并委派最得力的干将入川经营。雅安厂的针剂贴上三九的品牌，通过三九的营销网走向全国市场，一年后产值就达到了1亿元，实现利税2000多万元。购并效应之显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雅安经验的成功顿时让赵新先雄心万丈，他认为，国营老企业的所有痼疾都是体制造成的，只要将三九的机制和品牌注入，再加上适度的启动资本，完全可以让它们一夜之间铁树开花。1996年底，三九召开雅安经验学习会，会后，赵新先宣布成立三九投资管理公司，委派60多名干部，奔赴全国各地，专事收购兼并工作。 　　当时国内三九品牌响彻天下，举目四顾，像它这样既有国营企业的正宗血统、又有资金、品牌和销售网络者，几乎没有几家。把企业交给三九，不但能够救活企业，而且没有贱卖国有资产的嫌疑。因此，赵新先每到一个省，书记、省长必出面接待，到了市里，更是惊动五大班子集体迎送，各地媒体更是追踪报道，热烈捧场。一些偏僻地方的企业听说三九开始大购并，便千里迢迢地跑到深圳三九总部，排着队要求兼并。河南兰考县一下子就把7家企业都送给了三九，在西部某省，一个酒厂的厂长当场下跪，恳请赵新先吃掉他的工厂。 　　赵新先收企业，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承债式”，三九把企业的资产和债务全部打包吃下来；第二种是“控股式”，三九出一部分的资金成为企业的控股方；第三种是“托管式”，只管经营，不负担债务，从增长的效益中分成。总体而言，三九的购并成本非常之低，赵新先最倡导的购并理念是“输出机制不投钱”，也就是说，当地政府把企业送给三九来管理，再搭上一大部分的股份，三九付出的是“三件宝”：机制、品牌和渠道。 　　在外人看来，三九的一次次攻城掠地无疑是辉煌而炫目的。通过购并式的扩张，三九的产品从冲剂向针剂延伸，从消化类中药扩充到抗癌类、妇科类等多个门类，俨然已构成了一个中药帝国的雏形。从1996年到2001年，三九出手购并了140多家地方企业，平均每一个月购并2家，其中承债式占45％，控股式占35％，托管式占20％。就在这种跑马圈地式的疯狂购并中，三九集团迅速扩张成全国最大的中医药企业，总资产猛增到186亿元，所属企业遍及除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形成了医药、汽车、食品、制酒、旅游饭店、商业、农业和房地产八大行业，其旗下甚至包括一家华南地区最大的夜总会。 　　然而，在“摘桃子”的过程中，由于赵新先太过心急，因此也盲目地吃下了很多“烂桃子”，它们看上去是免费的，但是要消化它却耗费了三九很大的资源，有相当一部分最后还是拯救无术。1997年以承债方式兼并的太原洗涤剂厂，最终亏损7000万元，在兰考的项目亏损5000万元，郑州的少林汽车项目亏损6000万元……财务纠纷官司更是多达数十起。 　　数据统计显示，三九在医药行业内的购并成功率高达70％，而非医药行业则大半以失败告终，扩张之初，企业的负债率为19％，到1998年时，负债率已经高达80％。在第一次扩张中，三九看上去变得兵多将广，势力遍及全国，但是没有关联度、缺乏整合的购并战略其实已经埋下了十分险恶的种子，它日日都在消耗三九的资本和品牌影响力。《商界评论》 　　第二次扩张：仅次于德隆的大鳄 　　就当赵新先宣誓打造全球第一中药企业的时候，中国企业界的生态突然发生了衍变。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实业型企业家一直是业界的主角，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及资本市场在中国的苏醒，另一类型的企业家忽然成为新宠，他们运用资本这个放大器，同样是白手起家，却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财富的积累。面对这一势不可挡的商业潮流转变，年近6旬的赵新先并没有茫然无知，相反，他在资本市场和互联网两大领域中，都表现得异常的激进。 　　2000年4月，三九集团的旗舰公司“三九医药”以“000999”的代码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国家药品监督局副局长亲自为股票上市敲槌开市，股票开盘当日升幅为177.5％，募集资金近16.7亿元，风光一时无二。 　　几乎同时，国家证监会批准江西的一家上市公司宜春工程正式更名为“三九生化”。同年11月，赵新先再度出手，他收购了上海胶带股份有限公司29.5％的股份，成为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2003年，公司更名为“三九发展”。 　　赵新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强势出招，一举成为三家上市公司的主人，而且还获得特许，注资3.08亿元成立三九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这是国内最早由实业型企业发起并控制的金融租赁企业。赵新先无疑称得上是国有企业资本运作的导师。在当时的资本市场上，只有唐万新的德隆系同时控股了湘火炬、新疆屯河及合金控股三家上市公司。在一次与媒体记者的交谈中，赵新先不无得意地说，“在资本市场上，三九的表现仅次于德隆。” 　　跟草莽出身的新疆企业家唐万新相比，赵新先有着太优越的条件。他购并上市公司，不必像地下老鼠那样的躲躲藏藏见不得人，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当家人，他的任何商业活动都代表了国有资本的利益，因而受到方方面面的关照和优惠；他的资金来源也没有像唐万新那样的紧张，银行的大门是朝着国有企业开的，尤其是三九这种效益非常良好的国有企业，无论哪个银行行长都随时愿意为三九贷款——有一次，赵新先甚至抱怨说，都是因为银行不知节制地提供贷款，才让三九的负债率越来越高；它有一个太成功的产品和品牌，所有的投资故事听上去都是那么的合理和富有想象空间。 　　除了在资本市场上的激情表演，面对汹涌的互联网热浪，赵新先也非常积极。2000年4月24日，就在三九医药上市的同时，号称全国最大医药健康网站的999健康网开通，赵新先宣布，三九将采用“四网合一”的思路，以三九全国的销售网络为依托，以全国医药连锁店为端口，以三九健康网为枢纽，以中药远程诊疗网为延伸，组成一个超级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在“概念就是一切”的互联网热中，赵新先的这番远景描述，自然又是受到市场的一片追捧。 　　然而，在日后的经营中，“四网合一”根本无法实现，健康网的定位摇摆不已，从健康门户到学习型网站，再到电子商务，每一次转型就意味着大量资金的投入，赵新先为了展现公司在网络时代的超前形象，又不断收购中小网站，到2003年，三九名下共有13个公众服务网站和29个企业网站，其网站数目之多、性质之杂、烧钱之多都让人惊叹。 　　在这一时期，三九的发展战略已经从之前的“八大产业并举”，变成了“以生命健康产业为主营，网络信息和金融租赁两大产业为支柱”。它看上去既坚持了三九的中药路线，同时又嫁接了当今商业圈最炙手可热的两大产业——互联网和金融。但是在执行中，却缺乏整合和深耕，第二次的扩张，仍然没有让三九实现决定性的飞跃。一个事实是，三九集团自1990年之后便再也没有开发出一个成功的中药产品，后来的十多年里，它一直靠三九胃泰以及皮炎平等“老臣”支撑着天下。 　　2001年8月28日，三九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到证监会的警告。证监会公开通报批评三九医药，指称其在募集资本的使用上与招股说明书不符，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超过25亿元，占公司净资产96％，严重地侵占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直接威胁到上市公司的资产安全。通报还公开点名三九医药的董事长赵新先，称其“有重大失职行为，情节特别恶劣，应当予以谴责。”这是中国证券史上，证监会第一次用公开通报的方式，对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进行点名谴责批评。这对一向形象良好的三九而言，损害之大可以想见，三九顿时成为银广夏事件后又一个“股市巨骗”。 　　赵新先对这次事件毫无预知，在他的意识中，三九集团和三九医药本就是他的左口袋和右口袋，资金挪用应属正常之事，想当年他创办三九，便是把建职工用房的钱擅自挪用去买设备了，因此被传为佳话。 　　没有想到此一时彼一时，反差如此之大。不过尽管内心不满，他还是表现出了企业家的风度和理性，三天后，他出现在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镜头前，第一句话是“接受批评”，第二句话是“道歉”。不过他始终认为，自己“其实没有错”，他对记者说，我们这些项目没有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为将来国有资产的增值做了保障。 　　第三次扩张：回归专业化的狂想 　　“公开谴责事件”让赵新先的本扩张受到了战略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自此以后，三九系的多家上市公司基本上失去了融资的功能。根据年报数据显示，到2002年底，三九企业集团的经营净利润只有2271.3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92％，债务总额为191亿元，资产回报率仅为0.1％。在这种十分严峻的情形下，赵新先转变了多元化的资本扩张战略，而试图回归中药行业。然而，他的回归，仍然表现得激情无限。他提出了三九专业化的“三化战略”，即“中药现代化、中医专业化、健康服务化”。 　　他观察到，中国商业似乎进入到了一个“渠道为王”的时代，譬如在家电领域，国美、苏宁等连锁渠道商迅速崛起，对制造商构成了强大的渠道优势。三九的药品绝大多数是通过医药站和医院出售的，赵新先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连锁药店势将成为最热门的投资领域。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对中国制药企业在技术上的开发和竞争能力产生了致命的质疑，他认为，“对于没有太多核心技术的国内制药企业，其优势不在技术，也不在研发，而应该是在国外制药大佬进来之前尽快建立自己的生存壁垒。”他所谓的生存壁垒，就是要把三九从生产制造向营销、商业服务方向转型。 　　为了实践这个理念，他提出在国际和国内两大战线同时出击，分别实施“麦当劳计划”和“沃尔玛战略”。 　　“麦当劳计划”是在全球建立一个连锁型中药诊所网络。赵新先计划在5年内开办1000家连锁诊所。他先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创办了第一家中医药医疗中心，之后又在英国、美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相继开设了50多家类似的中心，此外还在洛杉矶开办了一所现代中医药研究院。然而，因为种种缘故，这个激动人心的“麦当劳计划”最终也跟三九的很多项目一样，成了一个“半拉子工程”。 　　“沃尔玛战略”则是在国内编织一张最大的连锁药店网络。赵新先对连锁药店的关注其实在2000年就开始了，在那年的7月30日，三九召开连锁战略研讨会，确定从金融租赁公司筹资13亿元，建立5000家连锁药店的发展计划。后来，这个计划又增加到了空前的1万家店。赵新先对连锁药店寄予厚望，他不断催促部下到各地跑马圈地，控制终端，他甚至认为，连锁药店将是三九集团的第一品牌。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三九连锁药店就发展到了1000家的规模，但是由于开店费用很高，而规范化管理及营运成本的控制不力，连锁药店很快呈现后续乏力之势，赵新先再次犯下“战略清晰、战术紊乱”的老毛病。美国的《财富》中文版在一篇评论中，直接称之为“中国大跃进式的冒进，美国安然式的牛皮泡泡”。 　　三九的第二大“专业化工程”，是筹建一家中医院集团，它与海南省达成协议，收购海南中医院，同时还跟广东省的一些中医院商谈收购事宜，赵新先打算把这些中医院整合成一个新的集团，买壳在香港上市。同时，三九在深圳东部筹划开建一个规模惊人的健康城，其中包括90个洞的国际上最大的高尔夫城、一个超豪华的五星级健康宾馆，以及一个包括疗养院、临终医院和特殊护理医院在内的大型综合健康服务系统，其总投资将超过40亿元。 　　赵新先是那种颇有战略直觉的企业家，在产业的每一个转型点，他都能很早意识到，并迅速地做出反应。但他在项目的执行上则总是显得“大而不当”，在一次又一次的布局和冲杀中，三九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但是能够给企业带来直接效益的项目却始终未现。在第三次扩张中，赵新先的表现像一个巅峰已过、力不从心的老棋士，开篇宏伟，中盘紊乱，尾局不堪入目。《新财经》在一篇评论中分析说，“三九的专业化战略让人疑惑，制药业属于生产领域，连锁药店业务属于流通领域，医疗健康更侧重于服务领域，三项业务均和“医药”有关，但实质则截然不同，投资风险更大。”在某种意义上，三九的此次专业化回归是一次缺乏深思熟虑、更具冒险性的赌博。 　　龙种与跳蚤 　　2003年，四处狂奔而无所收获的赵新先和他的三九冲到了悬崖的边缘。 　　9月28日，有媒体刊文《98亿贷款：银行逼债三九集团》，披露三九共欠银行贷款余额98亿元，已经陷入巨额财务危机。此文一出，顿时把三九的资金窘境曝光天下，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讨债大军”纷沓而至，三九总部一片混乱，一些性急的银行开始封存三九资产，冻结质押股权，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三九在全国各地的数百家子孙公司都成了银行逼债的对象。其中做得最绝的是浙江湖州的工商银行，索性冻结了三九湖州药厂的银行账户，将所有进入的流动资金全数扣押，造成药厂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陷入停顿，只好宣布破产。 　　对于所有企业来说，银行信用的破产几乎是无可救药的。三九到了自创办以来最惊险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候，试图自救的赵新先突然把矛头对准了国有资产的拥有者。他认为，“三九负债率偏高的根源在于三九集团是一个怪胎，作为国有企业，其国有出资人是存在的，但却没有实际出资，国有出资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对于三九集团而言，国家不仅没有出一分钱，而且也从未享受过债转股、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赵新先的这些言论其实是拿他的职业生命当了赌注。他大胆逼宫国资委，无非想达到两个目的，其一，国资委担负起出资人的职能，对三九注资50亿元，这样，银行逼债风波自然化解；其二，国资委同意三九进行股份制改造，那么他及团队就可以顺势成为三九的真正主人。这两个目的无论达成哪一个都是令人满意的。而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动作的原因是，三九自创办以来一直由他掌控，从人事、财务到产业没有第二人全盘了然，如今乱局如麻，除他之外何人敢接、谁人能解。 　　然而，事态并非如他所愿。在国资委看来，187家大企业是国有经济的嫡系主力军，如果三九的股权变革得到清晰，其他企业一旦随风效仿，未来局势如何谁也难以预料。从这个角度看，赵新先得手的概率微乎其微。果不其然，就在北京发言的两个月后，5月16日，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亲赴深圳，突然宣布免去赵新先三九企业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职务。其公开的理由是，国资委管辖的干部60岁必须退休，而赵已经63岁，离职退休是正常的。他同时给予了赵新先很高的评价，称他“四十年如一日，为我国的医药事业，为三九企业集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到了2004年10月，一直深受赵新先重用的三九集团副总裁、年仅43岁的陈重因病猝亡，在清理他的办公室时，发现数额巨大的不明存款；随后，国家审计署介入对三九的审计事宜，集团副总裁荣龙章、三九广州医院院长崔崇林、三九生化总经理张欣戎等相继被双规或通缉，问题都与赵新先有丝缕牵连。 　　根据后来的消息披露，赵新先涉嫌“向境外转移资产”。香港公司注册处提供的资料显示，三九在香港注册了50多家公司，其类别均为“私人公司”，赵新先出任多家公司的董事长，在三九健康城等项目中，有数亿元资金不知去向。郎咸平在研究了三九的财务状况后，总结了赵新先的“捞钱六招鲜”：截、借、垫、套、挪、赖。 　　除了资金上的违法行为外，《财经》杂志则另外给出了一种观察的结果：赵新先被突然宣布退休后，其继任者一直难以开展工作。一方面，三九的各项业务均出现崩塌迹象，用“一地鸡毛”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另一方面，面对如此复杂、艰巨的重组工作，赵的一些旧部仍占住“小山头”不放，并且相信赵能再度复出。在此情形下，有关部门果断出手将赵“拿下”，这是“权力斗争”的一种结果。 　　无论如何，原本以为安全着陆的赵新先在退休的两年多后又成焦点人物。 　　2005年11月19日，赵新先被捕，关在深圳梅林看守所，它位于笔架山西南侧的一个很冷僻的山凹里。从这个地方向东走1000多米，再拐一个弯，就是当年赵新先睡过狗棚的地方。 　　从狗棚到囚室，赵新先走了整整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