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下午，首届思想中国论坛暨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林毅夫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他把发展中国家看成一个以实现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而面临各种现实约束条件的经济体，以此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为这些经济体在繁荣的求索中指出一条或为可行的道路。林毅夫在论坛发言中强调：那些发展较为成功的经济体所推行的政策，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我们不要直接把主流经济学的结论拿来，而是要去研究它背后的原因和逻辑解释。

　　CE：当代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遭遇了哪些困境？

　　林毅夫：“二战”以后，很多原来西方列强的殖民、半殖民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当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普遍看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那么先进一定有它背后的道理，也就是说有一套理论在支持它的发展。那么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到发达国家去学这些理论，学了以后拿到发展中国家应用，就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

　　70年过去了，“西天取经”结果怎样？世界银行一个研究结果显示，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然后进入高收入，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而且这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除去这8个，只有5个经济体，分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也就是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0多个经济体当中至少有180个，经过70年的努力，实际上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中。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理论来制定推行政策是成功的。少数几个发展绩效比较好，或者转型绩效比较好的经济体，他们推行的政策从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

　　CE：西方主流的发展理论是什么？

　　林毅夫：二战后50、60年代流行“结构主义”。它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是由劳动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为什么发达国家劳动生产力水平高？因为它有现代化的技术和先进的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普遍是传统的农业或者资源型产业，产业结构不同导致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同。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赶上发达国家，就要去发展发达国家那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些先进产业的产品原来是进口的，现在不再进口自己生产，也就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

　　但是一些先进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发展不起来？结构主义认为市场会失灵，那就要用政府主导的方式去发展那些发达国家先进的产业。当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导向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论指导。这些政策推行的结果普遍是由简单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紧接着危机不断，距发达国家的差距就远了。

　　这时，到了70年代主导的理论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它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距拉大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市场有太多干预，这些干预扭曲会导致寻租腐败。当时主流经济学界有一个“华盛顿共识”，它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但是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按照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推行政策的国家普遍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80、90年代被称为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

　　CE：那些发展、转型较为成功的经济体推行了哪些“反主流”的经济政策？

　　林毅夫：50-60年代，亚洲有几个经济体发展得比较好。他们不是直接去发展那些结构主义推荐的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是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发展。他们不是进口替代，而是出口导向，按照市场的原则，同时发挥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到了70、80年代，有少数几个国家经济体，在转型过程当中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如中国、越南，推行的是渐进、双轨的转型。这少数几个成功转型的经济体，他们所推行的政策在当时主流理论看来都是错误的。

　　CE：为什么按照主流理论来发展的经济体都没有成功？

　　林毅夫：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适性。如果条件不一样，这个理论即使从内部来看很有说服力，但是与现实不相干，可能会起相反作用。

　　1987年我回到国内工作，1988年国内出现高通货膨胀，18%的高通货膨胀率，我想从西方学过经济理论回来的人看到这么高的通货膨胀一定是提高利率。提高利率以后就会鼓励储蓄，投资需求减少，消费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就会下降。但是当时中国推行的不是提高名义利率，而是采用治理整顿的方式，砍投资、砍项目，压低总需求。这种政策如果从主流理论来看是绝对错误的，如果绝对错误中国怎么能够做到从79年到88年每年经济维持10%的增长？

　　仔细想一想中国的选择是有道理的。中国有一大批资本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不能让它垮台，它涉及到就业问题，还有很多是和国防安全相关。如果提高利率，这些国有企业的主要成本是资金成本，你提高利率以后它成本很高就会亏损，亏损之下如果政府不给补贴它就倒闭了，倒闭了就是失业问题、国防安全的问题，所以绝对不敢让它倒闭。如果提高利率以后财政上给它补贴就是货币增发，货币增发会引发通货膨胀。所以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那些跟社会稳定、国防安全无关的项目砍掉。这个政策干预，如果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来看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它是有效的。

　　另外，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也在不断变化，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应用发达国家理论，到底应用哪个？更何况你拿哪个理论应用都会碰到限制条件。

　　CE：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在研究本国经济现象时是否会遇到一些困境？

　　林毅夫：困境肯定是有的。最大的困境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很容易做批评家。为什么？因为一般理论都是基于没有摩擦、没有干预、没有信息成本的理想条件下的。而发展中国家一定有它的落后性，一定有过去政策造成的扭曲性。如果有落后性和扭曲性，那些理想条件下的政策推行起来都有成本和后果。这种状况下，经济学家很容易批评说因为你没有符合这些理论的理想条件，所以你有这些问题，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讲起来头头是道。

　　CE：你对此有哪些建议？

　　林毅夫：最近我常强调，我们应该回到亚当?斯密。我说回到亚当?斯密不是回到亚当?斯密的结论，而是回到亚当?斯密的方法。亚当?斯密的结论是研究他那个时代所观察到的现象，了解背后国家财富创造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提出一套逻辑解释。但是条件是在变的。亚当?斯密的方法是什么？是从问题的现象去探究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实际上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大师大致都是遵循这个方法去研究他所处的时代的经济学现象，给出逻辑解释。

　　CE：当代经济学研究对中国来讲有哪些机遇？

　　林毅夫：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所要解释现象的重要性。什么叫重要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现象。到2020年中国很可能变成高收入国家，到时候中国经济现象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根据当下中国的经济现象所提出的理论解释，它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它的现象、它的限制条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很接近。所以我们研究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会更有借鉴价值。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追求个人事业的成就，同时也贡献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只贡献我们个人事业的成就而与社会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