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特大超大城市在“十三五”规划中设立人口规模上限的做法，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这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违背，建议取消人口规模限制。

　　“其实大城市病并不是因为城市大造成的，是城市的管理、城市的交通、城市的人口布局不合理，水平低造成的。”蔡继明表示，中国特大及超大城市的人口不是过多，而在于分布不均。

　　为此，他将在两会期间提交《关于放开对大城市人口规模限制的建议》，建议让市场去调节人口资源的配置，放开大城市人口规模限制，政策转向以调节分布密度为主。

　　中国特大、超大城市仍有发展空间

　　蔡继明认为，与国际相比，中国特大和超大城市在数量上明显偏少。国际上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24个，对应人口约59.7亿，比例为0.40：1（编者注：人口单位以亿人计算）；而中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4个，对应人口比例仅为0.29：1。

　　“考虑到我国总人口规模巨大，而国外人口因国家众多而分割，我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应达10个以上。”蔡继明说，基于城市规模分布的齐普夫法则（也称位序-规模法则）的研究发现，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人口比重逐渐提高，城市规模分布正朝着合理方向发展，但大城市仍然偏少。

　　并且，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向大城市（群）集聚是普遍国际现象。蔡继明表示，联合国预测世界上2010年-2020年人口增速最快的20座城市中，有10个是中国的城市，包括苏州、广州、北京、杭州等。虽然当下北上广深等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80%乃至90%以上，但是城市化率从来不是一个区域概念，而是一个全国概念。“特大和超大城市理应继续大力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为全国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做出贡献。”

　　同时，从人口密度和经济承载力看，中国的超大城市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以人口规模计，当前全球六大都市区为东京都市区、首尔都市区、上海市、孟买都市区、墨西哥都市区、北京都市区（不含生态涵养发展区），而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密度位于其中倒数一二位。

　　“北京都市区、上海市人口密度分别为3535人/平方公里和2583人/平方公里，位居倒数第一、第二位，明显低于其他都市区4000人-5300人/平方公里的水平。”蔡继明透露，当前北京的人口密度只相当于香港的四分之一，如果按照密度来算，容纳3200万人没问题。他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疏解非首都功能可以往通州等北京市区外疏解，使人口分布更加均衡，但跨省域疏解则“阻力太大”。

　　此外，从经济承载力看，北京、上海还会涌入更多的人口。蔡继明表示，决定一个城市人口集聚规模的关键，是城市经济规模及该城市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全球大多数城市的经济份额占比与人口份额占比的比值多处于1.0-1.4区间，而北京、上海均高达2以上，这意味着收入差距的作用将引致外来人口不断净流入。”

　　“城市病”原因在于规划和治理

　　蔡继明认为，北京、上海“城市病”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口分布失衡、轨道交通建设滞后等。

　　人口分布失衡主要体现在核心区域人口过密，中心区域与郊区的人口密度高达数十倍。蔡继明表示，当前，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8万人/平方公里、1.70万人/平方公里，而首尔市、东京都区分别为1.58万人/平方公里、1.45万人/平方公里。“这意味着北京、上海核心区域人口密度已经偏高，需要严格控制。”

　　此外，蔡继明认为，两座城市交通拥堵的原因在于轨道交通建设滞后。与日本东京圈轨道交通出行比例接近60%相比，北京不到25%。原因在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较短，路网密度明显较低，北京、上海的轨道交通路网密度仅相当于日本东京圈的三分之一。在汽车数量上，东京圈民用汽车1413万辆，远高于北京的535万辆和上海的282万辆。

　　“东京的小轿车应该比北京多，但是乘用小轿车出行的次数远远低于北京。”蔡继明建议，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并在核心区域通过停车费等价格杠杆来调节私家车使用需求。“当城市人口规模超过一定水平时，城市交通情况与城市布局、城市交通设施水平及城市管理能力等更为相关，而不是人口规模。”

　　针对部分超大城市积分落户门槛过高的问题，他建议，特大、超大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应着眼于调整人口分布，而不应成为控制人口总量的手段，同时应根据常住人口增长分配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他还建议，降低网约车司机户籍门槛，给予非本地户籍市民同等的从业权利，同时降低车辆准入标准、取消网约车司机考试等等。

　　“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应该吸收更多的外来人口。跟你自己的居民相比，你的城市化率要达到100%、200%、300%，要为整个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做贡献，因为你集中了过多的、较多的优质资源。”蔡继明说。